民族文化符号作为具有特殊内涵的载体和表征特殊意义的标识，是民族题材绘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国当代许多著名画家如丁绍光、袁运生、董希文、陈丹青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创作实践中，自如恰切地运用民族文化符号，为展现我国少数民族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样貌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新异介质。曾荣膺“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11和2014“中国书画年度人物”的黑龙江省著名画家曹香滨，在绘画表现与视觉传达领域，注重开掘、梳理和运用民族文化符号，以文化阐释方式状摹和传递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文生态和生存状态，其画作已成为当代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绘画重要流派之一。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写道：“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是符号化动物，符号化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鄂伦春族作为我国东北地区人口的少数民族之一，是从远古走来的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他们的衣食住行、风情习俗、生产生活方式深受女真族、满族、蒙古族的影响，显示出迥异于中原农耕民族的习性与特性，尤其是其饮食、服装、饰品、劳作工具、生活用品和娱乐器皿，形式颖异别致，内蕴深湛殊绝，成为具有民族标配意义的文化符号。对少数民族具有浓郁情结的曹香滨，多年来服膺、敬畏、探究鄂伦春族古朴雅致的文化符号，依托于原始神话和古老传说，以精微细腻的工笔抉发和摹绘鲜明的民族文化符号，籍此记录并展现着这一北方世居民族过去和当下的生存境况，体现出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荣获第二届中国画展优秀奖的《北方家园》中，无论是鄂伦春男子头上的狍帽、肩上的猎枪，还是两位少女吹奏的桦皮号角，这些远离当代都市生活的文化元素，成为厘定和确认鄂伦春族原生态文化样式的重要依据。在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中评为优秀作品的中国画《葵园祭》，无论是东北边地深秋绽放的向日葵，还是鄂伦春族女子身着的节日盛装；无论是形状奇瑰、喻意吉祥的头部装饰，还是翩然曼妙、轻盈欢畅的歌舞场景，这些朴拙粗放、自然原始的意像符号，既是画作的内涵与本体，也是对鄂伦春文化的深度阐扬和集中展示。在中国画《火祭图腾》《额尔古纳河》《摇曳金秋》等作品中，无论是藤蔓、桦树、花卉、风草等植物，还是驯鹿、马匹、猎犬、海东青等动物，抑或是兽皮、蓝缎、铜镜、桦皮船等器物，这些简约素朴、神奥幽古的文化符号，蕴藉着特殊的社会价值、深邃的历史内涵和丰赡的美学质素，展现着“森林之子”——鄂伦春族自由祥和的生活图景与恬静悠然的生存况味。

　　德国艺术史学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写道：“民族文化符号的生成方式与表达方式，体现和反映着民族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人们正是通过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来认识民族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如果说曹香滨作品中的鄂伦春族文化符号折射出北疆彝族、壮族文化符号则辉映着南国少数民族的现实面影。其分别作于2013年、2016年的中国画《阿细风韵》和《壮乡琴韵》，将彝族、壮族男女身上饰有精美图案和艳丽色彩的服装，所弹奏的形制精美、音色明亮的大三弦和天琴，以及栖息在翠绿芭蕉树上的候鸟等民族文化符号，浑然组合在装饰性极强的画面中，成为民族风情的具象记录和形象诠释。画家通过聚焦和点绘我国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阐释和呈现少数民族的个性文化和地域特征，这既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多维多元的文明理念，也是用画笔绘制、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符号的人文价值，成为视觉传达设计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特别是由于美术创作在人们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如何完美地把民族文化符号的精髓运用到美术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多年来曹香滨始终把民族文化符号作为自己的绘画语言，将鄂伦春族居住的“撮罗子”、“撮罗子”周边的河流溪水、桦树林里的飞禽走兽，以及鄂伦春男女身穿的兽皮衣服、挂配的铜镜与手持的号角等，诉诸于绘画作品中，在自然源起之处感受着生命的律动。《兴安秋韵》组画从女性“隐蔽的艺术史”中吸取素材，对民族文化符号充分开掘和巧妙组合，画中女性容貌特征鲜明突兀，服饰、场景写实唯美，表征着审美视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皮科克在《人类学透镜》说过：“在优秀的民族志作品中，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不是通过直接的概化陈述，而是通过具体的描绘来传递的”，“民族志要通过特殊揭示一般，通过具体揭示抽象。”詹姆斯·皮科克对于民族志方法的陈述，某种意义上可用来解读曹香滨民族题材绘画中的民族文化符号。借助写作民族志的方法，审视和评断曹香滨在民族题材绘画中一再使用的民族文化符号行为，深感其艺术创作如同人类学家所从事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成果中，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是通过具体的叙写来传递的”；而在曹香滨的民族题材绘画中，同样是通过具体地状绘民族文化符号来传递一个民族的信息，二者的不同在于，人类学家运用的是文字语言，而她运用的则是绘画语言。当然，鉴于绘画本身就是一种形象艺术，而曹香滨民族题材绘画中的民族文化符号则更具可视性，其画作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极强。在民族志方法论视阈下，她深透细致地发掘与描绘民族题材绘画中的民族文化符号，亦等同于人类学家对待田野调查的求真态度和工匠精神。詹姆斯·皮科克指出民族志“在将事实编织一种着重强调模式和原理的形式上，类似于文学”，而曹香滨在民族题材绘画中，对民族文化符号的使用也是一种“类似于文学”的“着重强调模式和原理的形式上”的“事实编织”。观众欣赏她的民族题材绘画，往往会体味到富有文学意境的情绪或情感，如《月光下的呼玛河》《兴安玫瑰》等作品氤氲着鄂伦春少女兴奋、欣忭、欢愉等情绪；而在展现印第安人等域外少数民族的绘画作品如《斐济风情》《犹他州牧场》中，则流露出欢快、活泼、热情等情感，这些情绪或情感在画作中的表达与对象民族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与人类学学家书写民族志一样，曹香滨民族题材绘画中的民族文化符号“永远也不可能”被“完全客观地描述”，但正如詹姆斯·皮科克所强调，“最珍贵的民族志提供的不仅是实质性信息，还有关于那些信息的奇异视角”。凡是创作出形质俱佳的民族题材绘画作品的画家，尤其是那些非本族裔的画家，大都经年累月地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像当地民族成员“看世界那样去看世界”，按照当地民族成员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惟其如此，他们才能不断发现和及时采撷民族文化符号，才能在创作中累积审美经验逐步建构个人风格。事实上，曹香滨像人类学家一样，长期在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区域体察和写生，用超写实主义手法绘制民族题材绘画，她的每一幅民族题材绘画作品中，经常记录着许多日常生活中并非同时出现的民族文化符号。正是这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承载和传承着像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

　　曹香滨对民族文化符号以工笔画形式加以表现，突出形象与意象的纯粹性和隐喻性，增强了作品的装饰性效果：在构图方面，她更加注重平面化处理，不完全按照客观物象的现实状态来呈现，不全部遵循真实性法度再现客观物象，而是让客观物象服从于画面整体需要，如《鄂伦春人从大山林走来》以灵活的结构性、稳定的程式性和丰富的表现力来彰显民族文化符号，达到主观意趣和创作主旨的高度统一，既提升了画面的装饰趣味，又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蕴，使得整幅画作气韵贯通、气势饱满，画面意境和审美张力得以拓展。在线条方面，她以运笔的舒缓流畅、下笔的干湿浓淡表现客观物象的形态与神韵，如《大山里的人》画面葆有较强的节奏感、韵律感和意象感。在用色方面，她虽然秉持“随类赋彩”，即表现对象的本然色调，但绝非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如《摇荡夏天》为了突出民族文化符号客体特征和强化画面整体艺术效果，画家大胆地变换色彩，设色富贵浓丽，使作品臻于物象鲜明、格调高雅的工笔画致胜境界。在造型方面，她没有被表现对象所约束，适度地对客观物象进行取舍，作品中包含着较多主观因素，如《祖国北方我的家园》把意象性因素与特定客观物象有机融汇起来，从而达到既对立统一又协调有秩的意象造型。

2017年4月

​（作者；刘金祥，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链接：曹香滨：198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为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院艺委会主任，一级美术师（正高二级）；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黑龙江省文联委员，黑龙江省美协第四届、五届、六届副主席。荣获国务院和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黑龙江省首批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文艺专家人才，黑龙江省第四届“十佳文艺工作者”，中国文联授予“97中国画坛百杰”称号，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中国画作品入选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美展，入选第二届、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获全国大型美展优秀作品奖、银奖、铜奖、优秀奖。获第六届黑龙江省文艺奖一等奖，获黑龙江省第三届文艺大奖二等奖，六次获黑龙江省大型美展一等奖。

2017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