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专业画家来说，难得的是超越技术，直抒心性。有许多画家把精力用在规范化的技巧和样式化的完美，却压抑了原初的生命力和敏感。更难得的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保持对光明的热爱，对生命的礼赞，对宇宙万物永恒韵律的惊奇与探求。曹香滨的中国画，像是北方黑土地上暮色中的篝火，焕发着生命的明丽和大地的宽厚。

　　198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曹香滨，始终将她的目光专注于北方，那里的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生活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保存着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单纯、开朗、质朴、勤劳。他们对万物神灵的崇拜，启发了曹香滨对自然生命的倾听。

　　20世纪90年代初期，曹香滨创作的《飘动的云》《野葡萄》《野葵系列》等作品，确立了她的基本风格特征，即人与大自然的原始生存关系，对生命的礼赞和青春流逝的咏叹。在这些作品中，上述特征是通过健康茁壮的女性躯体来表现的。人物的服装和社会特征减少到最低限度，枝蔓缠绕的山藤和花叶繁密的野葵揭示了山野中的生命的顽强与旺盛。

　　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的作品《新娘》《船歌》《火祭图腾》《天使》《摇篮》《生息的河》中，才出现了渔船、桦皮篓、驯鹿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形象，人物也转为着衣，宽袍系带，似乎具有了某种风情气息。

　　但是，曹香滨的作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风情画，也不是北方神州传说的演绎。她所执着的，是透过这种边疆人物生活的场景，揭示北方白山黑水之间涌动的生命潜流和对宇宙四时流变的永恒崇敬。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画边疆人物画是一个重要现象。20世纪40年代董希文就创作了《苗女赶场》《哈萨克牧女》，50-60年代又创作了《黑水藏女》《千年土地翻了身》等作品。1943年吴作人赴四川旅行写生，创作了《裕固少女》《藏女负水》等。1944年叶浅予也到青、藏写生旅行，他的《夏河之秋》《内蒙草原盅碗声》和黄胄描绘哈萨克人的《洪荒风雪》，以及艾中信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边疆人物画的绚丽长廊。研究他们的作品，有这样的特点：一是依据旅行速写和写生来真实地再现生活原型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所以作品多为人物肖像写生和动态记忆速写，以此作为反映客观自然美的基础；二是他们的作品具有较多的社会内涵，反映了各民族平等和劳动者光荣等朴素的时代主流意识，同时也反映了艺术家对形式美的追求。所以他们的作品具有较多的世俗性色彩而缺少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原始生命崇拜和宗教神秘意识，艺术家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技法探索上。

　　由于20世纪80年代艺术市场的刺激，这种边疆人物画逐渐弱化了其意识形态内涵，而奇特的地域风情、绚丽的民族色彩和形式主义的唯美风格，泛滥成为中国美术主要的商品画样式。丁绍光成为边疆人物画最为成功的市场范例，这是早期边疆人物画的开拓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在这一历史文化前景下来看曹香滨的作品，就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画家，正在走出写实主义的如实再现和唯美主义的虚假浪漫，转向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对生命的本质和未来的探寻。我们从曹香滨的作品中不难感受到她对于生命的深深依恋，边疆人物在这里转化为表达生命真实的媒介。

　　我注意到曹香滨作品中的两个特点：一是她对于时间的流逝具有女性的敏感，另一个是她对于秋天的成熟和凝重之美深为赞叹。我们从野葵、谷穗、莲蓬到丰满的女性，都可以看到大地、母亲、生育、收获等生命的象征。典型的如《船歌》和《额尔古纳河》，一叶扁舟，载着丰满如云的女性，不知驶向何方，其中隐含着淡淡的惆怅。这使得她的作品在热烈的生命歌颂、庄严的图腾礼祭之外，又多了些对生存的感悟，从而在绚丽之中渗入了无言的凝重和莫名的寂寞，使作品更为丰厚含蓄。

　　应该说，曹香滨作品中具有若干装饰性因素，如藤蔓、纹饰、花卉、植物。这类图形在人类原始艺术中十分常见，探索这些原始装饰形式，有助于在自然源起之处感受生命。植物纹样与花卉组合，使我们想到早期人类由女性所开拓的农业种植，潜在地暗示出画家从女性的“隐蔽的艺术史”中吸取形象和素材。这种对种植、编织等女性图像的借用和重新组合，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审美视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响应，是对过于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反驳。曹香滨艺术创作的难度就在这里，采用女性形象和女性图案，而不刻意强化女权主义意识（她在作品中很少刻意突出女性特征）；突出内心情感与激情，但重现把握自由的富有韵律的结构方式，注意形象与色彩的纯粹性和隐喻性，从而达到形式的单纯化和象征性图像的普遍化，但又不流于图案化和装饰化，在对生命形态的自然展现和个人内在情绪的浪漫表达中，把握好感觉的均衡。我想，这或许是曹香滨今后创作中的长期课题。

　　回首来路，曹香滨已经在中国画的工笔重彩画方面默默耕耘了17年，其中的苦乐甘甜，唯有画家自知。我想，对于沉浸于自身的情感体验中的艺术家来说，她的意念希冀着超越，灵魂向往着升华。她的灵感，既被她所想象的原始的理想意象所激发，也为其强烈的个性所照亮。我期待着画家今后的创作，继续以生活的基本感情和个体生命的体验为题材，将它们转化为隽永的视觉形象，使其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的象征。

殷双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术研究》执行主编

（原载《江苏画刊》1999年第12期）